17年前，我和近3万中国移民一起登陆加拿大 | 三明治
文 | 帆子
编辑 | 依蔓
2020年2月7号晚上，加拿大多伦多国际机场人来人往，看不出疫情即将在这个城市爆发的迹象。经过了15小时的不停顿飞行，换了5个医用口罩后，我背着大包小包下飞机，向入境处走去。这是中国南航从广州飞多伦多的末班航班之一。一个星期后，航班停了，重开遥遥无期。
就这样回来了。15个小时前我还在和父母亲人拥抱告别。一万多公里的空中飞行距离，隔开了两个相差12小时的时区，不同的语言，不同的人群和气候。几乎每一年，我像一只候鸟一样飞回南中国，和家人朋友匆匆相聚两周后回来，每一次情绪总会波动一阵子，思考一下“我从哪里来”之类的宏大命题。这次也不例外，疫情让心情更复杂。
在入境海关柜台前，穿着制服的棕色皮肤小伙子完全不知道我的内心躁动。他让我摘下口罩，看我一眼，盖个戳，然后说，“Welcome home (欢迎回家）“。他的脸平淡如“扑克牌”，我没好意思告诉他，这句例行公事的问候，让我安静下来。是的，这里也是我的家。
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异国他乡成了家？一定不是2003年。那一年，我刚刚移民加拿大。
这是一条毫不含糊时间线：收到移民签证并完成体检后：1年内必须登陆；5年内住满2年，可以维持移民身份；5年内住满3年，可以申请入籍。每一个移民加拿大的人，不管他来自何方，背景如何，都需要参考这个五年规划，和千万新移民走上一段重叠的人生轨迹。
2003年，我和近3万中国内地移民一起登陆加拿大，开始了这段轨迹。“登陆”，“landing”，这个词透出一股打仗时吹号冲锋的紧迫感，一种要探索新大陆的悲壮感，实际上，许多人的移民之路少了义无反顾的坚定，多了左思右想的权衡，一路走来，拖泥带水，好像是被谁忽着移民似的。
但没谁忽悠我，是自己把自己忽悠出去的。
说起来，都怪一个约过会的男生，他让我看了他的移民申请资料。我一看，不复杂呀，咱也来试试。凭着一流的“抄作业”能力，我的进展出奇顺利，比他还快。递交了申请之后不到一年，在2002年的春天，一个来自加拿大领事馆、装着移民批准文件的大信封飘然而至。记得那一天，回南天的潮湿让人浑身黏糊糊的，文件上红印章却很清晰。我想，难道这下就要出国了？
出国，对我这种生于三线小城、父母不会说英文的孩子来说，有点遥远。按理说在洋气的大上海读了四年大学，周围都是考托福的同学，四年间陆续有人退学奔赴北美名校，多少应该受到熏陶才是。可是在90年代，出国留学这事儿可望而不可及。
2000年，大学毕业后，我到了一个广州民企上班，很快跳到了一个正在急速扩张的知名外企做技术支持工程师，给通信设备排除故障。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，就是冉冉升起的华为。那些年正是外企的黄金时代。白领一族穿着笔挺的职业装，拎着黑沉沉的笔记本电脑包，出入星级酒店，意气风发。
当看的资料是英语、写的邮件是英语，名字都变成了“Mary”的时候，我的英语水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进步，随着在工作中接触了不少外派到中国的欧美同事，外面的人和世界也渐渐真切起来。
那时来中国的老外多数都是总部的技术尖子。我们跟他们学习技术，他们在观察这个陌生的国度，常有惊人之举。有一个荷兰工程师在深圳时不幸“中招”，不知吃了啥腹泻不停，一路长途飞回去，苦不堪言。后来再不来了，顶替他的同事呆了两周，硬是没有吃任何餐馆的热食，全靠自带干粮续命。我们把他拉进海鲜豪华酒家，芝士焗大龙虾点上了，对方就是不举筷子，笑容很得体温和。
他们对中国了解，往往限于出发前在公司上的中国文化课，讲的都是什么中国人打功夫，爱喝茶和搓麻将之类的东西，让人哭笑不得。中国人不也是对外国有很多假设吗？比如，我以为他们跟我一样，每天不喝开水就不行。第一次出差到欧美住酒店，没拖鞋，没热水就把我折腾坏了。
那时国家刚刚开放，互联网正在兴起，上网没有高速，进口大片一年就几部，1999年引入的《星球大战》其实评分不高，却足以让国内观众大为惊艳。我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心不可抑制，出国逛逛并非悬念，而是什么时候去、怎么去的问题；但是没有想过移民定居，直到认识的白领们一个个开始了移民的进程。
从1998年开始，中国内地移民总数连续多年居于加拿大总移民数榜首，大约占比15%，成为枫叶之国第五波移民潮中的主流。在那以前，一个普通大陆人居留欧美最常见的途径是考寄考托，留学，毕业后找工作，靠工作签证留下来。加拿大的宽松移民政策，为有学历、有专业技能的白领们提供了“独立技术移民”这一个“低门槛”通道。
得来不难，抉择却不轻松。我像很多拿到了移民批准的人一样，陷入了长考。去，还是不去？
在这长考其间，我结婚了，随即把丈夫周林加到了移民申请里。所以，去不去，怎么去，应该是两个人的决定。然而移民的主导者是我了。他其实从没有移民的打算。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广州人，他在这座城市的根基深厚，日子惬意。广州既有大都市的繁华便利，又有生活之都的悠闲情趣。我有优越的工作和收入，那时互联网正在兴起，欧美电信网络供应商是资本的宠儿，股票涨得令人咋舌，一条条上扬的曲线看不到终点。
但没人能预见到，那一波全球互联网经济泡沫很快破裂了，曾经火红的股票都跌成了垃圾股，大批互联网新贵和百年企业齐齐破产，裁员潮一波又一波。2001年，美国911袭击事件爆发，北美经济衰退。同一年，中国加入WTO，经济迅猛发展。
去，意味着连根拔起，漂洋过海；不去，舍得放弃尝试不同生活和深度看世界的机会吗？选择的困难在于我们根本无法准确预见未来，可能怎么选都是错的，既然如此，与其徒劳地努力做到妥帖周全，还不如听从自己的心。
我决定自己一个人先登陆。这种夫妻一人留下，一人出发的模式在当时的移民潮中很常见。分居两地算是中国夫妻的一种传统，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事。为了想象中更好的生活，夫妻能否朝夕相处并不是做决定的首位因素。上一辈由于各种现实的限制，也是这么过来的。历史几乎是在重演，不同的是这一代人比父辈有更多的选择自由。然而，实用主义终究超越其他一切的标准。
出国后，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谋生。当时的北美经济实在悲观。与其两个人都去，没工作，坐吃山空，不如一个人在国内正常赚钱，一个人到国外打前锋。同时希望“鱼和熊掌”兼得。很多人其实自始自终都没认真想过要去国离乡，但是一时又不舍得放弃发达国家的移民身份，所以先让一个人过去，以后再说。
后来才明白，常常是没有了“以后”。
2003年，北美经济仍处于谷底，科技行业更如同寒冬一样萧瑟。2月份，我在移民身份过期以前辞了职，只身一人来到了多伦多。摸摸兜里的钱，省一点，一两年没问题，既然找工这么难，那我就先不找了。
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，大学和研究生招生总是火爆，于是入学申请就是一派“僧多粥少”的景象。凭着优良的教育和工作背景，又愿意付出高昂学费，我最终拿到了多伦多大学理工硕士的通知书。开学后发现，班上大半是“成熟学生”，其实就是对超龄学生的礼貌称呼。其中有被高科技企业辞掉的专才。比如加拿大的“国民之光”北电，就一场场地解雇员工，直到公司解体。想躲避经济下滑期的中国移民也不少。大家在他乡遇到同类人，心照不宣。移民的尴尬和欢喜莫过于此。
班里有几个本地本科刚毕业的同学。跟他们一起做项目的时候，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我，感觉老气横秋。毕竟我经过国内严苛教育的淬炼，在社会上“混”过了，又有漂洋过海的经验，经历催人熟，跟北美蜜罐里泡大的“小鲜肉”不能比，真让人有点怜惜自己啊。
不管什么背景，因为什么原因回炉，这个学是要好好上的。能够在北美一流学府里受教育，暂时躲在书本间，不管外面的风风雨雨，怎么说都是一种幸运。听课，做笔记，搞项目，开会，实习，写论文......全套功夫做足。冬夜里上完课，从校园走回住处，大地被白雪覆盖，空气清冷，天上那一轮他乡明月，皎洁得几乎让人落下泪来。朦胧的眼睛，在看到一盏盏灯光的时候才渐渐清晰。眼前那座14层的楼房，是我在他乡的“家”。
那是多伦多大学的学生公寓楼里，地段一流，闹中取静，离“名店区”和大学校区很近，最大的优点是，租金低廉，所以，申请的人排长队。按学校规定。申请人不能分租，但是因为太受欢迎了，许多人搬进去后就开始偷偷分租，赚点钱补贴租金。虽然我在新移民中经济条件还行，不过在没有工作，没有稳定收入前，是绝不敢大手大脚花钱的，所以要走许多新移民走的路子，那就是合租。
房东是福建人，一家三口，房东一家很和气。男主人不到30的样子，妻子看上去也就二十岁出头，还有一个刚刚学说话的小孩子。夫妇俩都不怎么懂英文，说自己没啥学历，并不是移民主申请人，而是搬进了男方姐姐的住处。看来每个移民背后都有故事。
到了多伦多第三天，我就在这个两居室公寓里的客房里安顿下来。房间设备很简单，一张弹簧单人床，睡上去吱吱作响。一张旧书桌，没有电视机和其他电器。洗手间，厨房和客厅公用。我绝大多数时间都在房间呆着。
每天一大早，妻子出外到工厂打工，冬天的时候也如此，外面还黑漆漆的，大风呼呼地刮。丈夫在家带孩子，脸色常常很沉郁。有几回，孩子哭闹，他哄不住，咆哮起来。“不要哭了！”多年后我当妈带奶娃，才能体会他的无奈和苦闷。或许在国内，他过着一份轻松自在的生活，现在却在一个冰天雪地的陌生国度里，跟一个不能交流的奶娃捆绑在一起。
跟福建一家人住了三个月，我的健康出现了问题。首先是皮肤时不时发红疹子，到处游走。其次，我失眠了。这是头一次长时间失眠，来得莫名其妙。突然有一天就开始了，不是短暂失眠，而是整夜失眠；不是偶尔失眠，而是每天失眠。没有其他身体问题，就是睡不着。只有在困极的情况下，在天蒙蒙亮的时候打个盹，正要入睡时，一个激灵又醒来了。
烦躁，焦虑，生气，完全不明白问题出在哪。是压力吗？我已经决定要在秋天时开始读书，钱还够用，心理上对移民初期的挑战也做了充分准备，自觉压力不大。
很久以后才知道，有些压力，隐蔽到当事人都未必觉察。到一个新地方后所谓“水土不服”的症状，就是压力作用于身体的结果。独自一人来到这个遥远陌生的国度，心理准备得再充分，也有压力。被各种新鲜事物过度刺激，对将来的前途茫茫之感，不稳定的经济，失去了日常和亲友的感情联结，一切一切，都是压力。
可是当时不懂。就觉得住得不舒服，应该换个地方，或许会对失眠有帮助。
为了可以在室内吊儿郎当地穿衣行动，我不想跟男性和夫妇合住了，要找华人女性。照着中文报纸上的“豆腐干”分租广告，我找到了两个女性带一个孩子的两房一厅，在一栋十几层的公寓楼里，地段降了一级，不复原先名店区和大学校区的“高贵”。
开始不明白，这才两个卧室怎么住？一去发现了。原来两个女性是朋友。一个近四十，带着青春期的女儿，一个二十多岁。她们一起住大房，能放下两张床，给我小房间。看着她们房间里一天一地的衣物，我心里叹了口气。好在客厅厨房还宽敞干净，有两个洗手间。这就是多伦多老公寓的好处，空间够。看在低廉的租金份上，又看她俩和和气气的样子，就先搬过来吧。
全女班的住所，如果清洁不太糟，人不太差，多少有种温暖的烟火气。很多女性喜欢聊天八卦，喜欢做饭追剧，即使条件不尽如人意，也会努力保有一点生活情趣。我呆在自己房间里，门开着通风，一边做自己的事情，一边听她们在客厅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，尤其在黄昏时分，几乎有种家的温馨气氛。
两个人都没有全职工作。当妈妈的那位打零工。有一天她进了门，大声抱怨，“太脏了，太臭了！”那一天，她在政府为无家可归者建立的收容站清洁卫生，有流浪汉就在床上排泄，难说是故意的，还是喝醉了，或者是健康问题。这些无家可归者，如果外面能混，一般都不愿意进收容所，虽然是免费的。他们大概更喜欢自由。一到夏天，就在街头游荡，反正饿不死。
收容所的环境好不到哪里去，在这样的地方做清洁工，是相当腌臜的工作了，室友但凡有更好的选择，也不会做下去。果然没多久，她去了餐厅打工。
她是怎么来到多伦多的？孩子的父亲在哪里？我没有试图去了解。另一位年轻一点的室友在一个社区大学学会计，属于“成熟学生”。她是川妹子，身躯玲珑，穿起黑色吊带来有一种风情。她又是怎么来到多伦多的？
面对新移民，有两件事不直接问，一是“你怎么移民过来的”，比如我不能问前任房东，没学历，没工作，他是怎么留下来的；二是“你的个人状态”。正常情况下，无外乎“单身”和”已婚“，新移民就有点复杂。已婚了，一个来这里，其实就是”假单身“的状态，很多人倒不是想隐瞒状态骗个约会，虽然这样的人也有，大多数人是因为通街都是陌生人，“我不关心别人，别人也不关心我，既然如此，何必一来就自报家门？” 比如年长的室友可能丈夫在国内赚钱；年轻的室友倒是主动说自己离婚了，但是高大的前夫一直帮她买菜，而她说起前夫来语气里有太多哀怨愤懑的情绪，“我差点从楼上跳下去”之类。除了闺蜜和八卦到无法控制的人，谁会追问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
不过住在一起，总会培养起感情。她们越来越不设防，开始跟我说心事，但是她们的话题太遥远了，而我的心境她们也没有共鸣。最重要的原因是，我因为失眠焦头烂额，并没有心思寻找友谊。当她们把我当作闺蜜一样倾诉，我只能表演倾听，假装关心。但这样是不对的，是浪费自己的时间和她们的真诚。
几个月后，在9月份的时候，学校开学了。忙起来的规律生活让我的失眠渐渐好转，人自然没那么郁闷。是时候搬家了，一定要找到更能谈得来的室友，一个更像“家”的住处。很快，多伦多大学的家庭公寓楼里有了空缺。
一个人时搬家很容易，没家具，国内带过来的两个大箱子一收拾，加几个纸箱，花几十块加币雇辆华人开的面包车，“家”就搬走了。
我的新室友木明也是多大的研究生，大连人，近40岁，圆脸短发，就读教育系。她带着10岁的儿子，住着两室一厅两卫的公寓，为了省一点，就把客房租给了我，她自己住主卧，儿子就睡在客厅的一张床垫上，客厅同时还是饭厅和孩子做作业的地方。她的丈夫在国内上班赚钱。新移民中这种情况太常见了，木明就是“假单亲”妈妈。
本来在分租的环境里，很难有真正做主人的感觉，木明的热情打消了我的许多局促，平时聊天越来越多，偶尔说说心事，大家真的成为朋友。木明很会烧饭，尤其包得一手好饺子，每次都会分我一碗。逢年过节，她叫上几个朋友，大家凑在一起做饭聚餐，就是新移民们最常见的娱乐了。环境简单，亲手做出来的菜式却丰富，室外雪花飘落，室内人气腾腾，热闹中清醒地记得我们都身出异乡，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之感油然而生，然而并不太伤感，只有很多“相逢何必曾相识”的温暖。
我平时不占用客厅，吃饭也在自己房间里，对着一个14寸的小电视，听上去有点窘，其实那时顶快活。书读的不错，需要用心费脑，但是又不至于压力重重。多谢曾经的外企优薪工作，积蓄小心一点花，可以坚持到毕业，想想明天，后天，下一周......没啥可担心的。当初决定来这里，也不指望是来度假的。对困难的充分预见，往低里压的期望值，是新移民应付初期动荡的不二法门。
木明也做足了心理准备吧，平时挺开朗。多大的教育学院非常出名，她在国内也是做老师的，专业很对口。毕业后慢慢找，找到一份平常而稳定的教师工作是没有悬念的。但她也有脾气失控的时候，引爆点是即将进入青春期的独生儿子。
曾经的福建房东吼娃，这一回，一个中年母亲暴露了她的失控。木明在训斥跟她差不多一样高的儿子时，声音尖利得让人听不明白她在说什么，歇斯底里。骂的无非都是孩子不听话，没做好作业之类。事情说起来普通，不过对于一个新移民单亲母亲来说，也许就是一个倒霉日子里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她那在国内兢兢业业赚钱的先生，除了寄生活费，可就啥也帮不上忙了。大人选的道路，孩子只能接受，然而这也不是大人的错，她也有权利过自己想过的生活，至少是尝试一下。更何况很多人出国移民的动机根本是孩子，孩子领不领情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一年多来，木明的丈夫从国内飞过来探访了母子俩一次。他是一个高大和善的山东人，带着眼镜，职业是远洋海船上的工程师，也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了。一家三口过了三周颇安乐的日子，就争执过一次，应该是在讨论木明拿到学位后何去何从的问题。她先生要在加拿大找回本行的工作不容易。“专业工作”，就是新移民安定生活的保障。找不到专业工作，对一个中年技术人员来说将是一个生活的巨大转折，比什么“中年危机”的威胁都要大。
果然，毕业后木明选择带着孩子回国和丈夫团聚。她心有遗憾，“就业市场再不好，我慢慢找，从做小学临时工教师开始，总归可以转正，转正后就不愁了。”
“就是为了他回去的。要不是看他是这么好的人，谁回去？”
那个时候我没有决定，毕业后怎么办？那时，移民拿到身份后回流是非常普遍的选择，有些人是因为工作难找，有些人是因为不喜欢加拿大生活，有些人是想赶上国内蓬勃的经济发展黄金时期。正因为许多人回流，甚至不惜放弃身份，木明的犹豫并没有带来太多的震荡。其实，那是一种多大的迁就？
木明毕业了。我提前一天搬到了新租的单身公寓里。那天晚上，小小的公寓里很静很空。到多伦多的近两年里，这是第一次一个人住，感觉从来没有那么自由过，自由到孤单的感觉，让人落下泪来。第二天，我给木明发了个邮件，说想念她母子俩，那是我最后一次跟她联系。
2004年，我拿到了硕士学位。工作市场依然萧条。一个“本地经验”的要求，就把新移民吃得死死的。国内外企的经验并不香，因为“外企儿”太多了，何况街上还满是被本地高科技企业裁掉的人。
一个国内名外企前员工朋友，下了很大决心辞职，到多伦多和妻子团聚。7个月没找到工作，还不如妻子在咖啡店打工能赚到钱。他掉了几十斤，原本精壮的小伙憔悴不堪，顶不住了，趁着原外企招人，回国了。妻子也放弃移民身份，跟回去了。两年后他们却在打听，有没有办法把移民身份搞回来？真是，来来往往，得失之间，都是故事。希望两全，乃人类天性。
更多的人坚决扎根，不少人走上了做“义工”的道路，就是免费干专业工作的活，就为了在简历上加上一行“本地经验”。一些中小企业的老板很会利用这一点，能剥削就剥削一下，连“义工”的位子都竞争激烈。那些移民，不少高薪白领，技术人才，没想过要如此先委屈自己。形势比人强，能屈能伸，把思想搅通了就好。
大批的技术移民去打体力工。工厂，农场，咖啡店，餐馆，都有新移民的面孔。加拿大的劳工保护健全，推崇“职业无贵贱”的理念，体力工者社会地位并不低，收入也有一定保障。可是绝大多数技术移民从没接触过体力工作，这种改变，与其说是体力上的辛苦，不如说是精神上的试炼。
读书期间，我在餐馆短期地打过工，一半好奇，一半想测试一下自己的谋生能力。那是一个受欢迎的越南餐馆，中产的心头好。那些侍应生姑娘小伙穿着烫得笔挺的黑色制服，看上去时髦漂亮，而我是在后面的厨房里炸春卷，拌色拉，烤牛排和大虾。制服不合适的制服和过大的帽子，让人在腾腾热气中面目模糊。
我全力开动自己读书时练就的记忆，死磕制作工序和注意事项，居然把“十指不碰阳春水”的本质掩盖得严严实实，手脚麻利不犯错，没多久就成了熟手。心中有点骄傲，有点安慰，看来适应性不错。除了谋生能力得到肯定之外，我大开眼界。“阶层”这个字眼从来没有如此含义真实饱满，特别是对一个习惯了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的中国移民来说。
在国内，我不做饭，整天去餐馆，跟无数的服务员说过话，却从没想象过他们在门帘后的日常；雇过几次阿姨，给她们合理报酬，态度友好，但从没有兴趣去了解她们下班后的生活。再怎么尊重体力劳动者，也知道彼此没有真正的交集。甚至不是因为经济条件和教育水平的差异，就是社会为我们本能地划出了一条鸿沟。而在多伦多餐馆里，油烟和各种食物的气味中，这条鸿沟被打破了。下班的时候，当我脱下熏得满是味道的制服，厨房里的两个工人在一旁说，“原来是个秀气妹子。”“什么人穿上那套制服都不好看了。”
依然很难跟餐馆的同事成为朋友。他们大多数是越南移民，没受过高等教育，经历背景迥异，但是和他们在一起工作的短短经历，让我进一步理解了什么叫“人间烟火”。人与人的差别，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大，优越感是可笑的。
人的适应力比想象中大得多，然而，每个人总有自己偏好的环境，比如，下了班以后，我会到边上多伦多最大的图书馆坐一坐，身心放松，呼吸一下那里的书卷气带来的归属感。这说明，咱还是得找“专业”工作，不可辜负多年的教育和投资。
多大的硕士导师是个从科技行业退下来的高管，有很强的行业背景，人脉广，能够找到实习的项目，几乎所有的“成熟学生”就是冲着找工作的机遇咬牙砸下昂贵的学费。但是机遇这件事情是没有保障的，要不就不叫“机遇”了。
导师帮我和另外两个同学找了一个实习机会，为一个中型的电信供应商做一个网络监管应用。这两个同学一个是电信巨人北电的前员工，白人，在北电触礁后被裁；一个是CBC本科生，加拿大出生的华人，父母来自香港。电信供应商公司里跟我们对接的是一个大陆移民，40多岁，职位是技术总监，这种履历在移民中算是相当亮眼了。照说咱该积极跟他套近乎，可是他看上去有点高冷，不像想跟新移民多接触的样子。不难理解，没有谁一定要照顾同族同乡，而年轻的我也是有一点骄傲的，所以整个过程就是“君子之交，淡淡如水”的画风。
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公司有没有后续工作机会，就是想把项目先做好再说。结果很成功，总监说“远超预期”，让我这个成年学生不禁有“老泪纵横”的激动。
但是没啥用，还是没工作，项目结束后我就离开了，开始在外头找工作，看网上的招聘广告，对着职位要求“吭哧吭哧”改简历，投了20份，除了接到一个电话，一个面试通知也没有。那个唯一的电话成为我求职生涯的耻辱。
事情是这样的。接起电话，一个印度口音极重的声音说，“我是从xxxx打来的，看了你的简历。“
“哪里？“我问。
“就是xxxx。”
依然如听天书，只能又问了一次。然后他说，“对不起，打搅了”，直接挂了电话。
后来回过神来，才猜出他说的是一个著名招聘网站，发音如同鸟语。这折磨人的印度口音，我有待提高的听力和接电话技巧，让一个可能带来工作的机会溜走，留下因为脸发烫的我，和受伤的自尊。
比起不值什么的自尊心，找工作时屡败屡战的“厚脸皮”更重要，我打算尝试流行的找工大法：Cold Call，意即主动出击，要么找到电话号码就打，甚至亲自送上门去，问人要不要招工。这无异于大海捞针，不过总有人告诉你，他们成功了。那为什么不可以是我？
找工作找了一个月，一无所获，正在彷徨之际，原先实习公司的那个高冷华人移民技术总监打来了电话，问我想不想过去面试。第二天我就赶去了，见了招人的直接经理，一个看上去50多岁的白人。他很和气，问了些技术问题，就问预期年薪是多少。
“5万加元”，我说，心里惴惴，是不是开高了？关键时刻，面试和谈判技巧都忘到九霄云外了，应该让对方开价嘛，真傻！
经理想了想，说，“行，就6万吧。”
看来6万是那个职位最低的起薪。到底是大公司，尊重规则，以君子作风讲价，“便宜”了我。开始上班后，新认识的大陆移民员工分享类似的场景，”给的薪水比自己开的高。”我心想，“那是因为你开得低啊，老兄！”
第一份工作就这样尘埃落定。我的“贵人”、那位推荐面试的华人总监后来告诉我，“中国人有机会就要帮助中国人。”
拿到工作后，我立马走进一家路边的机票售卖点，以个人旅行史上最高的票价买了第二天回国的机票，回程是一周后，正式上班前一天。我终于可以花钱了，有了安安心心回家看看的底气了。
有了工作，日子安定下来，时间过得特别快。登陆多伦多转眼三年，我可以入籍了，这意味着移民之路又到了一个分岔口前。许多新移民并没有走到这里，他们早早选择了回流。加拿大的国家统计局数据说明，在过去20年里，有相当数量的移民并没有在加拿大定居下来，“其中，移民时年龄在25至45岁之间的男性移民中，有三分之一的人最终选择离开加拿大。”
中国内地移民回流的不在少数，首位的回流原因是为了经济和工作发展。找到稳定收入的工作并不容易。移民大多都经历了一个挣扎期，不分种族。有些人从此放弃“专业”工作，改成打体力工，做技术工人，做小生意。比如出租车行业，就是巴基斯坦移民的天下。
有人质问加拿大政府，“你们把那么多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人移进来，却没有办法提供充足的职位，这不是浪费人力资源吗？”是，也不是。政府为了帮助移民就业，投入了不少资源，比如免费的英文课，众多的就业指导中心，有人帮着改简历，练习面试技巧。但是最主要的“供需平衡”问题是无法靠这些小打小闹解决的。经济差，找工难就是客观规律。即使经济好起来，第一代移民的竞争力一定会打个折扣，比如原先拿手术刀的，移民后离开医疗行业的比比皆是。
朋友中回流的不少。多伦多大学班里成绩最好的同学，曾在国内大外企工作过。他面试成功，找回了老东家一个更高的职务，一毕业就和妻子打道回府了。这一届中国独立移民条件更好，选择更多，也就更容易举棋不定。走不走？归不归？一打开多伦多几个华人聚集的论坛，有专版“回国发展”讨论，满屏都是千般纠结，万种哀怨。有些人，两边观望，做什么选择都“意难平”。
今天再打开论坛，这个板块没有了。加拿大移民部的数据显示，中国大陆向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申请技术移民的人数，自2002年起呈减少趋势。这几年，“回国发展”不再是个主要话题。想回的都回了，留下来的都人到中年，上有老，下有小，人生的无限可能性消减了大半。但是十多年前，两难的境地很真实。其实，世上又怎么会有完美的选择？我们总是什么都想要。
2007年，来到加拿大第4年后，我裸辞，跟朋友们吃了散伙饭，一个人拖着两只大箱子，回到了广州。
辞职前，我跟介绍我进公司的华人总监喝了杯咖啡。身为师长，他想给我一点建议。在有点拘谨的气氛中，他说，“你回去后可能会发现，有些事情已经不一样了。”我知道他在说什么，但是我们还没有熟到可以说心事的地方，我也没打算想跟任何一个人详述选择回国的心路历程。
咖啡喝完，我们各自回办公室。他最后说了一句话，“你会发现，人生很短。”我无力反驳。有些时间必须被浪费掉。我必须给我的婚姻一次机会。
移民是我的主意，周林一开始没坚持跟我一起来，我也就不勉强。是不是在那个时候，我们心里已经做好要放弃这段关系的准备？我不知道。或许没有那么轻易放弃吧，要不我怎么会在彼邦的生活安顿下来以后，再次连根拔起，回到广州？我要伤筋动骨地越洋搬家，重新找工作，重新融入生活，这些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
周林呢？除了同意我把他的名字加到移民申请里，他从来没有真正为移民做出任何努力。他没有花时间提高英语水平，没有认真研究过多伦多的就业市场。他在广州努力创业，如鱼得水，赚钱虽不多，能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生活负担也不重。我一定要他移民，他应该会来，可他能熬过开始的艰难吗？他会开心吗？如果他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自立，必须依靠我，我会高兴吗？两个人的压力都会很大吧，我并不是什么“女汉子”，能背得起自己，背不起两个人。
两个人都在犹豫中等待对方主导事情的发展。想来想去，那我回去好了，如果我们还想在一起。多年以后我才能真正面对自己的内心。我这么做，是为了让自己的良心好过些吧。因为自己是离开的一方，一直有种亏欠感，所以不能做主动放弃的一方。
我回到广州，周林很高兴，很感激，生活里一如既往地体贴。我去了，我来了，好像是一件云淡风轻的事情。生活看上去几乎跟移民前没啥不同，除了工作。我以“海归”背景，仓促地找了一份在创业小公司的职位，头衔不错，收入尚可，工作环境就比在外企时差远了。那时，广州外企的合适职位也不多。深圳华为倒是有合适的职位，但是我万里归来，难道不是为了和周林生活在一个城市里？
两人都忙工作，都不做饭，常在外面吃，周末到公婆家里聚会，节假日安排一场旅游。好像一场移民从来都没发生过，假装我们没有分隔大洋两端三年之久，假装我们还是一对好夫妻。可是，生活真的能跟原来一样吗？事实却是交流越来越少，对将来不再有憧憬，连生孩子也没计划。
回来一年后，我一天比一天想逃离这个城市，逃离忙乱不堪的工作，逃离一段如潭水般静寂的关系，逃离热闹烦杂的圈子。我提出了离婚分手，理由是我想回加拿大。是，又是我主动。忘了我们都说了什么，只记得周林哭了，我也哭了，满心都是失去亲人的痛苦，和对将来的惶恐。双方的父母都没有试图影响我们的决定，只是表达了善意的失望。每个有经验的人都能看出来，我们心意已决，只能分道扬镳。
不能说浪费了这一年，有些教训，必须亲身下场挨打才能刻骨铭心。我和周林都不是决断力很强的人，但都是“好人”，而这两样品质组合起来，常常让事情变得复杂。我回流，只是形式上做到了，心是飘忽的，并没有下决心好好过日子，修复我们的关系；他欢迎我的回归，却没有做出额外的努力，让我相信回来是值得的。
2009年，回中国两年后，我再次起程，又拖着两个大箱子，来到了多伦多。这次是真的一个人了。
同样的程序再来一次，找地方住，找工作，重新跟朋友们联系起来，又见美丽的枫叶和皑皑白雪。一切都容易一点，我讪讪地笑自己，毕竟第二回了，有经验了，不再是新移民了。
很快，我加入了加拿大国籍，后来结婚生子，过着过着就成了老移民。周林比我晚一点再婚，一直没孩子。据家人说他工作愉快，时常跟朋友们一起吃喝旅游。因为要处理在广州的户口，我们后来见过面，很礼貌，不过没有保持日常联系的打算。“至亲至疏夫妻”，这话一点儿没错。不那么强壮的关系，最终总要让路于两个人方向各异的人生追求。
回到一切的起点，为什么移民？有些理由似乎显而易见，比如，为了发达国家的安定生活和健全的社会福利，为了孩子将来的教育和发展。随着这些年国内的变化，理由或许又换了一茬，或许已经没有理由。那也是一种进步。
这些年，我被生活裹挟着往前走，没深想过属于自己的答案。直到最近两年才回过神来，其实那些别人都在说的原因，没说到我的点子上。如果对自己足够坦诚，我得说，一个年轻人必须为冲动负上责任。她极好奇，想看看异国究竟有什么不同；她有点跟风，既然那么多人去了，这怕不是坏事？她并不志在必得，如果移民加拿大需要努力折腾的话，大概率就不干了。
感谢时代给我的选择。其实我不算最适合的移民“材料”。都说中华文化情结太重的人出国后不容易过得好，自己偏偏就是一个这样的人：热爱中文，喜欢唐诗宋词；长着一个中国胃口，曾经连个汉堡包都食不下咽；跟家人朋友很痴缠，每年必回国探亲，每回离开时都舍不得至痛哭流泪。那种在机场登机的冷寂空虚，不足为外人道。
很多年了，即使在有了一个安定的家以后，心中的故乡依然在万里之遥，而此地是异乡。第一代移民的身心痛苦，我肯定是尝到了自己应分担的份额。回望来时路，知道移民总是为了整体更好的生活，不管是在物质上，还是精神上。结果是否如愿？付出的代价值不值得？
这个问题，在移民17年以后，有了答案：这是合适我的选择。开放的加拿大，多元的多伦多，和愿意学习的我，合在一起，像一场包办婚姻，我们糊里糊涂先洞房，再慢慢谈恋爱，现在看来会长长久久；不仅仅是习惯，更是契合，让他乡，成了第二个故乡。
那个磨合过程，是另外一个故事。
现在，纵然还有苍茫的时刻，我终于能说，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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